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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如山

怎么改变我国爱国题材主旋律电影文艺的僵硬式说教模式，这一直是我国主旋律电影发展的一个硬伤式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一直存在，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宣传爱国主义主旋律和主流核心价值观方面的自信心不够有着密切关系。

我们不难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种“揭丑现丑”文艺在中国文化艺术领域大行其市，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片叫好声。

这种“揭丑现丑”文艺，培养了鄙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以台湾作家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为代表的“揭丑”式思考、以《河.殇》为代表的“寻丑”式辩论，以及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为代表的“现丑”文学思潮，在我们的文化艺术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某些西方势力和公知文化的推波助澜下，这种鄙视性的“为现丑而去揭丑，为了揭丑而去找丑，不遗余力去查祖宗历史陈年老谱子”式的“揭丑现丑〞文艺形式，从本世纪起，慢慢走向了巅峰，时不时会有此类电影在什么戛纳节、巴黎节上获奖，甚至有此类文学作品和此类作家还被推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巅峰。

我们的儒家文化，一直秉承“家丑不外扬”、“儿不嫌母丑”的传统文化理念。可叹的是：“揭丑现丑”文艺的吹鼓手们，把这个文化传统忘得一干二净，抛却九霄云外去了！

然而，作为主旋律文艺的展现方向，却迈向了另外一个死胡同。主旋律文艺作品过度夸张和虚化的叙事手法，与生活事实和社会现实背离得越来越远。让英雄和时代楷模离我们普通人、平凡人越来越远。而“揭丑现丑”文艺，却离我们普通人、平凡人的生活越来越近。“方方日记”的大火，就足以说明，这种“过度夸张、背离现实”的文化创作方式和现象，是我们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在宣传主旋律和中华民族主流核心价值观方面的一个时代硬伤。

“揭丑现丑”文艺的存在，不断冲击、侵蚀着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民族主义的精神前沿阵地。一时间，怀疑、质疑主旋律核心价值之风，骤起猛涨，此起彼伏。一大拨所谓公知精英、网络大V，象苍蝇样，围着这些核心价值观阵地，嗡嗡嗡乱嗅乱咬，在阵地内化蛆产蝇，试图把我们的这个阵地污染成他们传播细菌病毒的屎洞粪坑。

其实，英雄和时代楷模，都是来自普通人、平凡人。事实上，他们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凡者。叙说英雄史实和时代楷模的根基，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中普通人和普通家庭的“平凡中的伟大”和“伟大中的平凡”。

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再到《我和我的父辈》，“我和我的XX”系列电影作品，已经拍到第三部了。这种围绕一个爱国主义主旋律的“散文式”描写普通人、平凡人生活的叙事架构方式，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电影表现手法。

“我和我的XX”系列电影在新世纪以来的成功，都肯定了这种以普通人、普通家庭为基本底色的“散文式”电影新范式的生命力。特别是《我和我的父辈》的大火，更用生动的实践证明：这种爱国主义主旋律电影文艺的崭新的表现形式，一方面改变了固有的说教模式，一方面扎根于普通人、普通家庭的情感冲突，以“形散而神不散”的作为主要架构手段，形成了一种崭新的艺术蒙大奇表达方式。

这种“散文式”的电影形式，既可以成功，又可以持续发展，更能得到广大观众的肯定和认可。

《我和我的父辈》从抗战时期烽火岁月一下子跳跃到2050科幻年代；从战争片一下子跳跃到搞笑片、科幻片；从吴京的“燃”，跳跃到章子怡的“细腻”；从徐峥的街井式搞笑，跳跃到沈腾的诙谐式嬉笑。无论从电影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有着巨大的时代性跨越、视觉性差异和认知性落差。但却可以让观众一时泪流不止，一时大笑不止；一时紧张，一时轻松；一时平淡，一时震撼；一时陷入情感冲动，一时陷入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沉思。

这种“散文式”“浪漫主义兼写实主义”的表现表达风格，无疑要通过“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根本表现表达方法的灵活科学运用，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肯定和认可。

《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在这个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其实，弘扬主旋律核心价值观的文艺作品，在题材和人物的选择上，并不在于题材和人物的大小上，而在于作品描写叙事方式的方向上。和“揭丑现丑”文艺的“真实、细腻、深刻和不突兀”这几个核心要素相对比，却是高度一致的。任何得到公众认可和肯定的文艺作品，一定要描绘出普通人、普通家庭的真实状态，一定要表现表达出普通人、普通家庭内的真情实感。

散文，可以说是唯美主义的文学体式；《我和我的父辈》这样的“散文式”电影，也应该是一部唯美主义的散文诗。

《我和我的父辈》的拍摄，如同你在高中时某场语文考试的一篇命题作文。《我和我的父辈》这个命题作文，让《我和我的父辈》拍摄组以一篇优美“散文”的文艺表现形式考了一个优秀。

在赶考路上的《我和我的父辈》拍摄组，在作出深刻艺术表现形式探索创新的同时，收获了不少粉丝守护。这应该是我国主旋律电影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也预示着我国主旋律文艺的一场深刻革命的到来，更反映了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艺思想方向，在我们这个新时代实现了理性回归和纠偏。

其实，笔者一直对中国电影文艺没有那么多的好印象。

中国电影文艺，一直不能像美国电影那样，做到主题突出，价值鲜明，充满自信。好来坞电影大咖们，一直把宣传所谓“美国精神”、“美式价值”作为己任，在追求电影商业价值的同时，将他们的目标，定位为通过电影文艺输出他们的“美国价值”和“美式自由”、“美式自信”。美国的国家精英们，一直把好来坞电影制作生产线作为国家战略高地，把美国价值作为普世价值、世界价值进行广泛宣传，试图成就其世界“价值观”霸主地位。

而我们的电影文艺，却往往相对难以达到宣传和弘扬中国信仰、中国价值、中国文化的目的。

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伤痕文学和后来的以陕西、山东乡土式文学为代表的“揭丑现丑”式文艺形式的大发展，导致中国电影文艺也不自觉地陷入了一个死胡同，一直游离于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之外，一直生存在相对狭隘的市场空间之内，一直以“揭丑现丑”为主要内容，以实现其跪舔西方价值观的目的，以仰人鼻息为自豪。

这种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落后的文艺展现方式和这种向西方势力摇尾巴的文艺卖惨乞怜现象，早己被新生一代中国电影人所发现，所否定，从而有了新时代的“吴京式”、“沈腾式”电影艺术新格式、新辉煌。

经过新世纪以来文艺上的拨乱反正，中国大陆电影已经基本取代美国、港台电影的影响空间。特别是新时代主旋律电影不断刷新票房记录的事实，可以说是创造了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新奇迹。甚至于有多部爱国题材主旋律电影的票房记录打破了50亿元大关，有的还可以突破百亿元瓶颈。其中有一些已经可以与好来坞名片在同一跑道上争个高低了。这种现象，早已引起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

这说明：如今的中国电影文化，在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特别是在展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方面，取得了一些崭新的成就。

《我和我的父辈》四部曲，在突出主旋律核心价值观和展示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方面，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蒙太奇表达嬗变，既彻底改变了中国电影所固有的陈述轨迹和叙事脉络。也以无以辩驳的市场能力表明:这将是未来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更将是中国电影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式的质的飞跃！

《我和我的父辈》不愧于称其为一部优秀的散文式新时代主旋律电影，更是对“揭丑现丑”文艺的无声反驳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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